18岁的吴一书，一个人去了趟南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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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6月，她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出发，搭便车、睡帐篷、做沙发客，花184天，抵达3.5万公里之外的阿根廷乌斯怀亚——地球最南端的城市。
从北到南，她穿越雪山、丛林、沙漠和海洋，走过十几个国家，感受不同的文化，她的旅伴和向她提供帮助的人包括长途卡车司机、流浪汉和难民。
“了解的越多，越容易感到自身的渺小。”吴一书说。她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一个基层公务员家庭，2018年，她考上长沙名校雅礼中学，高中毕业前，她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。进校第一年的写作课，她身旁坐着比尔·盖茨的女儿。
眼前的世界显然越来越大，但这个人们眼中的“学霸”觉得还不算大，她想打开世界被折叠的“褶皱”。
在哥伦比亚边境，吴一书遇到的委内瑞拉人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比起“漂亮的脂粉”，她更想讲述有意义的故事
吴一书的微信朋友圈，一定程度上就能反映那种“折叠”。
比如其中一条，展示着斯坦福校友的游艇派对，放满美食的长桌点缀着鲜花和气球。往下滑几条，工人李明的晚餐出现了，泡面配榨菜，面碗的盖子上写着“35”，文案是“祝我生日快乐”。
吴一书可以平静地面对这种差异。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，她住过朋友家位于比弗利山庄的别墅；在旅途中，她睡过火车站、机场和地下车库的地板。
在吴一书看来，自己“斯坦福学生”的身份是一层“漂亮的脂粉”，她不想被当作“分享成功经验的模范”，她想讲述“更有意义的故事”。
一进名校，吴一书就发现，身边有人曾获奥林匹克竞赛金牌，有人精通四五国语言，有人是大企业的继承人。“和他们比起来，我显得很渺小。”刚入学的那段时间，她很注意自己每天的妆容、服饰的搭配，在聚会上展现热情，“但交不到知己”。
据她观察，同级生里，有人已经投出上百份简历，在苹果、微软等大公司实习。吴一书调侃，这是“斯坦福狂鸭症”——不少同学像浮在水上的鸭子，看起来悠闲，在水面下，他们的“鸭掌”正疯狂拨动。
按照学校的规定，吴一书需要在大二结束时选择专业。“6个人里5个都选计算机。”她回忆，和朋友聊文学、艺术梦，对方问她：“那你将来打算靠什么吃饭呢？”还有同学诚恳相告，自己曾经志在古典学、人类学，“但最后还是学了计算机”。站在分叉口，她迷茫过，“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？”
新冠疫情暴发后，学校封闭，吴一书得知，攀岩队的一名成员休学，从加拿大走到墨西哥边境。理由很简单，“不想被关在宿舍上网课”。
吴一书还遇到过辞职后骑行环游中国的“985高校”毕业生、25岁开始旅居如今年过七旬的摄影师……“如果他们能做到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”吴一书决定休学一年去旅行。“以后选专业、实习、找工作，越来越无法抽身，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？”
她很快订好了去阿拉斯加的机票，背了一台相机、一块白板和几套夏天穿的衣物，就出发了。这趟旅程没有经过详细规划，她只知道终点是毗邻南极洲的火地群岛。
吴一书乘坐的轮船即将抵达南极半岛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“这太疯狂了”
动身上路的吴一书不再查阅天气预报，因为“已经生活在路上了”；她也不做什么计划，因为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”。好友彭彦棋得知她要去旅行，并不惊讶，“她就是这样，说走就走”。
吴一书认为，旅行从来不是为了打卡、攒里程。比起记录，她更看重当下的体验。她很少录像，怕“面对镜头，人们的反应会变得不真实”。旅途中，她不经营自媒体账号，既不想“太花时间”，也不想“被一刷而过”，所有的经历只在朋友圈分享。
抵达一座新的城市，她最喜欢做的事是乘公交车，认为“这是感受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方式”。
在美国洛杉矶，她没有去星光大道，对环球影城、迪士尼乐园也不感兴趣，只是坐着公交车到处走。吴一书看见，距离“全球最尊贵住宅区”的比弗利山庄几个街区外，就有流浪汉的露营地，那是“摘下面具的洛杉矶”。
仅仅是坐在公交车里，吴一书也能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。她描述，墨西哥的公交车形态复古，色彩鲜明，车厢播放着风格热烈的乐曲。车内男女分区，设有仅限女性乘坐的粉色区域，男性不允许越界。哥伦比亚的公交车上挂着朱红色帘布，金色的流苏在节奏欢快的巴耶纳托舞曲中摇摆。
吴一书将旅行费用控制在很低的水平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她尽可能搭便车、在提供免费住所的沙发主家借宿。找不到便宜的住处时，她就随意睡在车站、机场等公共场所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她偶尔也会乘坐飞机，穿越犯罪率高的国家。在繁华都市，搭上顺风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她就乘车到郊外尝试。
一般情况下，她会站在路边，在车辆经过时举起写有目的地的白板，又或是将手臂伸直，平行于地面，攥紧拳头，拇指向上。被人拒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有一次，她告诉车主要搭车从阿拉斯加去乌斯怀亚，对方说：“这太疯狂了！”
吴一书最常搭到私家车，还在干旱的荒原里搭过救护车，坐过无棚的货车车厢。她还搭过摩托车、拖拉机、帆船等，“只要能往南走就行”。
她也知道，搭车像赌博，有时甚至要拿命作赌注。
在阿拉斯加到加拿大边境大约500公里的一段路上，吴一书幸运地搭上了车。司机说自己“无论如何都要停车，这里没人居住，到处是黑熊”。
有一次，吴一书在加拿大某小镇等了18个小时，没有一辆车停下。午夜时分，她在小镇咨询中心的椅子上睡下，又不敢睡沉，留意着可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。
她记得，最难捱的等待发生在阿根廷。那是40号公路，5000多公里长的公路旁全是沙漠，仅途经3座城镇。那天，风速达到每小时53公里，吴一书拿不稳手机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。头发抽打着眼睛，“什么也看不清”。有车疾驰而过，但看见她的司机都立起手掌表示了拒绝。她开始失温，幸运的是，3个小时后，终于有一辆车停下了。
在墨西哥城，吴一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。汽车忽然失火，她想下车，却发现后门被锁住了。火势快速蔓延，在车内的黑烟中，她跳到副驾驶，蹿出汽车，冲出十几米远。回头看时，整辆车已经被火吞噬。车主在车前忙乱着，尝试灭火。
十几分钟后，火势渐弱，车主双手的指甲里有鲜血和黑碳。他和吴一书对彼此一无所知，却一起度过了“生死攸关的时刻”。告别时，他们像战友那样击掌。
此外，这个年轻的背包客还被人尾随过，她丢过包、意外进过监狱，遭遇了6次性骚扰。她变得更加警觉，学习了更多防身技巧，习惯把背包挂在胸前，夜晚也不搭车。选择目的地时，她会特意避开治安情况不佳的地方。
更多时候，她的敌人是大自然。“在社会的纷扰之外，自然界每天都上演着生死交锋。”
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，存在着南北美公路交通的唯一断点，吴一书只能乘船穿越此地。她搭上了一艘建造于1973年的帆船，住进6平方米的船舱。某个夜晚，帆船被风暴袭击，卷起的浪有船的几倍高。她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，看见闪电像银蛇扎入海面，想要站起却重重地摔倒。次日，海面恢复了平静，船上则一片狼藉。“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人类的渺小。对于大海，我们就像是泡沫星子。”吴一书回忆，她还被困在安第斯山脉的崖壁上，像“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”，直到被一位路过的登山者救下。
她曾用8天时间，在高海拔地区翻山越岭，每天徒步8小时。那里没有通讯信号，极少人烟，极强的紫外线半个小时就能把皮肤晒伤。她没料到，徒步的第一天就遇上冰雪天气，脚被磨出水泡，脸开始蜕皮，指甲充血、脱落。
吴一书强撑着走完14公里，终于在雪峰下看见一顶顶彩色的帐篷。那晚，她头疼、吞咽困难、失眠。
“为什么要跑来花钱受罪？”她想。后来，偶遇的徒步者给她手套、登山杖、罐头和鼓励，云雾散去后，她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银河，还有雪峰、高原湖。“自然让我心安，也许我永远不会一无所有，我有雪山、森林、海洋、新月，还有日复一日照常升起的太阳。”
在朋友圈“现身”时，吴一书尽量不透露遇险的情况。对父母、朋友，吴一书总是“报喜不报忧”。彭彦棋和她常常通话，他听到过一些危险的经历，“但从来没有很担心过她”。因为电话的那头，吴一书总会轻快地告诉他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已经安全了”。
吴一书在通往美国阿拉斯加州苏厄德的公路入口处搭车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八十五趟顺风车
“我不想让大家担心，也不想因此羁绊向往自由的人。”吴一书说，在路上，危险始终存在，但也有陌生人不求回馈的帮助，比如一顿丰盛的晚餐、两件防寒的棉袄、一星期的免费住宿……让她几乎“没有机会花钱”。
有一次，她在24小时内搭上了6辆车。有车主给她买饮用水和零食，有人绕5小时路送她一程。她最长的搭车记录是3300公里，在货车上度过六天五晚。
吴一书解释，选择搭便车旅行是因为“能够遇见各种各样的人”。起初，她习惯一上车就滔滔不绝地聊起自己的经历，后来，她学会了听别人讲。流浪汉、货车司机、退伍军人、新闻记者、跨越大洋的航海家、19岁带着吉他穷游世界的背包客……她听到了人生百态。
从阿拉斯加到乌斯怀亚，她总共搭了85趟顺风车。
吴一书曾经遇到一名独自环游世界的盲人，他去过全球的150个国家。“我们习惯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，他虽然看不见，却深深拥抱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知晓的真实世界。”他触摸金字塔，用手感受砖石的温度和质感；他在南极深呼吸，感受流过鼻腔，沉入肺腑的寒意。吴一书觉得，“他的世界从来都是有色彩的”。
当被问及“旅行的意义”时，这个还不到20岁的女孩说，她不想“丢失对世界的好奇”，害怕自己变得麻木。
吴一书护照上的各国签证印章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“是他们把世界带给了我”
2021年，斯坦福大学在中国大陆录取的本科生中，有3人获得了全额奖学金，吴一书是其中之一。
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，她被称为“天才少女”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人们关注她来自县城的出身。在湖南岳阳湘阴县，她念完了小学、初中，“没有赢在起跑线上”。
吴一书中考时考上了雅礼中学，长沙四大名校之一。那一年，她所在的湘阴县只有两人被雅礼中学录取。
有网友总结她的经历，是“一个县城女孩的逆袭之路。”在吴一书看来，自己在人群中“很不起眼”，能做的是最大化地利用好已有的资源。
她回忆，雅礼中学的同学都觉得她很“淳朴”。口语课上，她操着一口“土味英语”，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口。课余时间，大家聊热播综艺，“杨超越、孟美岐，这些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”。
在这所中学，吴一书的口语课外教毕业于耶鲁大学。课堂外，同学们活跃在30多类社团中。教室的墙壁上，每周一都会贴出新的日程表，写满社团活动。
和外教聊天是吴一书每天最期待的事。起初，她只是想了解异国文化，顺便练练口语。聊得多了，她开始袒露自己，谈起梦想、童年的经历、对社会议题的看法。对话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。高二时，吴一书做了一个决定——申请出国留学。
同级的学生中，准备出国的人只有7个人，她是唯一一个交不起学费的。起初，父母考虑到经济压力，并不支持她的选择。吴一书咬咬牙，把目标定为“哈普耶斯麻”（哈佛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），“争取奖学金”。
一年内，她读完了30本英文原著，每天和外教交流，直到能用英语自由对话。父母负担不起留学辅导班，她就自学网上的免费资料，在AP（美国大学预修课程）考试中取得满分。
吴一书知道，成绩好是不够的，那些学校想看到“有血有肉的人”。
新冠疫情暴发后，吴一书参与组织了雅礼中学和中雅培粹中学的联合募捐活动，共募集94万元，购买防护服、口罩、体温计，寄给湖北的3所医院。
老师很担心这个会翘课、成绩一般的女孩。吴一书的父母因此被约谈过，她和母亲曾爆发冲突，彼此对着大吼。
最终，父亲先妥协了，对于女儿去国外念书的决定，表示“不支持也不反对”，但可以支付考试、申请的费用。17岁那年的春天，吴一书收到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，“我赌赢了”。
翻看初一时的日记，吴一书发现，自己12岁就写过：“大学毕业后，找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，10年后辞职，去环游世界。”那时的她想象不到，仅仅过了6年，她就已经一个人在路上了。
“环游世界”也许是很多少年的梦想，吴一书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梦想没有被扼杀。就像小时候她在墙上涂鸦，但父母从来没有惩罚过她。
吴一书热爱旅行，和家庭影响有关。她父亲曾搭便车从西藏到新疆。“当时我就觉得好酷，很想去试试。”父母会利用假期，带女儿到处走。
根据吴一书的观察，在家乡县城，人们更愿意买车和电梯房，“但我爸更想把钱花在旅行上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”。在她印象中，一家人出行很少跟旅行团，因为没有私家车，也从未自驾游过。她说父亲骑自行车通勤20年，认为买车的钱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从县中到斯坦福大学，从北极到南极，吴一书一直想走向更宽广的世界。但同时，身份的转化也让她感觉到“撕裂”。她会留意社会上不够公平正义、贫富差距显著的现象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：“如果我也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样，世界还会像这般友善吗？”
在哥伦比亚边境，吴一书遇见了12名委内瑞拉难民。他们和吴一书年龄相仿，却要背井离乡，外出打工养活家人。吴一书和他们一起徒步了一天，晚上就睡在难民营。走了8小时的路上，她多次伸手拦车，但即使她挥动着钞票，也没有一辆车愿意为这群人停下。吴一书意识到，“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身份的问题”。
在难民营，志愿者送来热狗和燕麦香蕉粥，他们来自以色列、叙利亚、巴西、英国、美国……吴一书决定暂时加入志愿者队伍。每一天，他们需要准备上百份晚餐。负责人玛塔告诉她，这所难民营能够存在，全靠好心人的捐赠和她有限的存款，“60美元的燃气可以支撑15天，没钱买燃料时就自己砍柴生火”。
结束了由北到南的旅行，吴一书的冒险仍然在继续。2022年1月，她踏上了非洲的土地。这一次，目标是从东向西横跨非洲。
在苏丹的村落，她遇见卖水果的老人穆罕默德。语言不通，两人只能打字交流。在这个日均收入相当于23元人民币的村子里，人们很少吃肉，水果也是奢侈品，但老人用橙子、苹果、西瓜款待她。为了报答这份“厚礼”，吴一书决定和他聊聊苏丹以外的世界。
她点开手机里的视频，展示给老人看：
“这是南极，南乔治亚的企鹅。”
“这是阿拉斯加的雪山。”
“这是加勒比海。”
老人睁大了眼睛，发出感叹。他不知道南极在哪，对地球的大陆板块也没有概念。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苏丹首都，离家470公里，路费是他半个月的收入。在这个地方，“斯坦福学生”的身份无效，他只知道眼前的女孩来自中国，正在穿越非洲，很了不起。
吴一书记得，那天道别时，老人笑着说：“我无法去到世界的尽头，但谢谢你把世界带向我来。”
吴一书鼻子一酸，那一瞬间，许多不同肤色的面孔闪过她的脑海。
“应该说，是他们把世界带给了我。”
